世界杯赛场外，这面来自安徽希望小学的女足队旗引起关注******

　　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前的卢赛尔体育场外，在如潮的阿根廷蓝白旗帜中，一面来自中国的橙色旗帜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他们操着带有本国口音的英语，询问这面旗子的来历和意义。

　　原来，这面旗帜承载着安徽六安顺河镇平安希望小学女子足球队“登上更大的赛场”的小小愿望。中国平安的工作人员将这支刚组建不久的女子足球队的队旗在决赛前带到卢赛尔体育场外，接受世界各地球迷的祝福，希望以这种方式让小姑娘们与冠军球队一同“圆梦”。

　　 一所被洪水冲毁的小学重生

　　1991年，安徽六安顺河镇董滩小学被洪水冲毁，校舍被毁后的两年，村里的孩子只能去周围村庄的学校借读。1993年，中国平安成立了“希望工程”救助小组，开始落实希望小学建设项目，派队前往安徽六安实地考察。1994年，一座崭新的教学楼在董滩小学原址上建成，并更名为“顺河镇平安希望小学”。

　　这所希望小学占地约一万平方米，有一幢三层的教学楼，是镇上最早拥有电脑机房、图书阅览室和大屏幕投影教室的学校，在校学生160余人，多半为留守儿童。从1994年起就在小学任教的校长张军见证了学校的变化。

　　2016年，该公司启动足球支教项目，以“一颗足球、一个老师、一套教材”点燃了这所希望小学的足球火种。支教结束后，教语文的张军成为孩子们的足球教练，把所有六年级男生加起来才勉强凑出的足球队培养成了六安当地小有名气的“最强村小队”。

　　 一群天生要强的女孩子

　　这所希望小学的球场上一直有对足球不灭的热情。在冬日的清晨，晨雾还未散去时，球场上往往就已出现学生踢球的身影。在2016年男子足球队成立不久后，爱踢球的女生们也提出了组建女子足球队的想法，但由于女生人数、师资力量、装备器材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女队一直无法组建。少数女孩子们虽能跟男队一起训练，但没有正式上场与外校踢比赛的机会。

　　2022年，随着小学体育师资力量的补充以及资助方提供的足球装备和器材到位，11月25日，该校女孩子们盼望多年的顺河镇平安希望小学女子足球队正式成立。

　　队员们在日记中写道：“上天不会亏待心中有梦想的人，我对足球的热爱就像一团火。”

　　“在球场上，我也能看到最真实的自己，在世界杯的比赛上，我看到了那些足球运动员，拼命守护自己的家的门，我看到了不服输的劲。只要还有时间，奇迹就会发生！”

　　 一封信促成的世界杯愿望

　　女子足球队成立后，小姑娘们给中国平安写了一封信，分享她们对于球队成立的喜悦以及自己对足球的热爱。而该公司收到信后，便委托工作人员将这支校园女足的队旗带到了卢赛尔体育场的现场，接受世界各地球迷对这支小球队的祝福。

　　赛场外，在得知这面队旗的故事后，法国球迷竖起大拇指，送上了一句“祝她们好运”。摩洛哥的孩子们则围住这面旗帜与它合影，而热情奔放的阿根廷人也凑上来，一边有些生硬地用“你好”打招呼，一边高喊“加油，阿根廷”。

　　守护足球热爱

　　据介绍，中国平安在6年时间里开展了近400场“要你登场”青少年足球训练营，而包括平安希望小学学生在内的100余名小球员也获得参与欧洲顶级俱乐部海外集训营的机会。

　　中国平安监事会主席孙建一表示：“作为中国足球最鼎力的支持伙伴，中国平安长期以来深耕教育公益事业，以足球运动促进青少年体育素养提升。”该公司表示，将继续深耕教育公益，守护足球热爱，助力更多小球员登上更大赛场。

师恩难忘******

　　刘末利

　　1960年，对于当下，已是十分遥远。对于我，那时从学校毕业，加入中新社大家庭的情景，还是如此清晰在目。那时的我，即使与同时进中新社的同学相比，也显得非常稚嫩。我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在专稿部通讯组。资深同事们对我关爱有加，社领导、部门领导对我的点滴表现，都给予鼓励、赞许。

　　记得1961年的春天，我奉命出差，地点是天津市区。组内资深记者张益常陪我同行，她侧重采访天津郊区。这样的安排体现了良苦用心。当时兼部主任的副社长王纪元说过：“要是刘末利一个人出门，还分不清东南西北呢。”

　　几十年来，这个“评语”一直牢记在心。1963年初，我奉调至上海记者站。第二年的春天，浙江省侨务工作会议在杭州召开。总社指定我前往采访是次会议。第一次采访大型会议，我毫无把握。到了杭州，得知张帆社长也将应邀赴会，更使我忐忑不安，心想千万不能在社领导面前“出洋相”。张帆社长抵达杭州后，抽空了解了我的采访计划。他当即给我出题目，约请与会的杭州、宁波、温州等市侨务部门负责人座谈，他也参加。社长手把手的指导，真是十分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切安排妥当，座谈就在晚上。趁那天下午休会，常驻杭州的摄影记者沈鸣陪张帆社长游虎跑，我也随行。我们在虎跑山上喝茶、聊天。后又驱车前往梅家坞，品尝龙井新茶。我倒是先把握了这个“机会”，享受龙井的美妙，一杯接一杯，忘乎所以。返程途中，自我感觉不妙——晕车了。回到宾馆，免去晚饭还不行。待到座谈会即将开始，与会者陆续到达。我却因胃里“翻江倒海”，忍不住奔进卫生间一阵呕吐。多少年来，无论我怎样努力，也想不起那次座谈的主题以及写稿过程，永远记得的是张帆社长曾经说过：“你这种身体，怎么当记者呀！”

　　这个“洋相”出得够可以的了。晕车固然是因为“内耳前庭平衡感受器受运动刺激而影响神经中枢的症状”，算不上疾病，但对一个记者确实很麻烦。“杭州事件”使我明白必须与那个平衡感受器“对着干”。后来，我因采访而海、陆、空都“晕”过了。印象最深的是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上海决定恢复经过台湾海峡的上海至福州航班，我参加首航采访。事先我一心要在船上“现场采访”。没料到船刚出吴淞口，我就晕得躺倒了。眼看完成任务有难，幸好一位同行大力支持。他根据我的要求在旅客中物色采访对象，再陪着我前去。我就在“采访—躺下—再采访—再躺下”的节奏中完成“首航”。

　　岁月流逝。时至上世纪70年代末，终于盼来中新社恢复建制。我从上海某出版社回归中新社。1979年初，上海分社“开张”，包括分社负责人，人员只有七八个，我包揽了上海全部的经济报道工作。那时国家进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上海曾经是远东经济发达的大城市，又是全国工业基地；在执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中，自有许多符合经济规律的创新之举。何况还有引进30万吨乙烯工程的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以进口矿砂为原料的宝山钢铁总厂正在加紧建设。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分社的经济报道应该做得有声有色，实际上却是将近3年没有达到总社的要求。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做好”，使我承受巨大压力。我感到迷惘，无所适从。某年，总编室主任徐曰琮来上海分社。我不知道他此行的“任务”。但是他私下对我说，上海分社经济报道没有做好，责任不在于我，我已经尽职了。此话使我得到极大宽慰。1982年春，当时的副社长王士谷率总社新闻部、专稿部及广东、福建等分社的各路精英云集上海，召开经济报道工作会议。会议下达了总社对经济报道的方针和思路，交流了经济采编的经验。会下有关部门领导对我更有针对性地点拨和指导，特别鼓励我要敢于采访重大题材。于我，真是醍醐灌顶！总社领导在多年没有做好经济报道的上海分社召开经济工作会议，目的明确，效果显见。我走出了“中新社是新华社的补充”、“上海分社以报道侨务、文艺、体育等‘三宝’为主”等中新社初创时期办社和报道思想的局限，在报道思想和业务能力上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也是在1982年，总社召开专稿工作会议，明确了“面向中间，反映现实”的专稿工作新方针。这是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针对海外读者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新时期政治、经济新动向而拟定的。其时香港《明报》、《快报》等常见署名“宗涓”的专电，评述中国时政。文笔挥洒自如，读得我如痴如醉，不胜钦羡。我本专稿部出身，于是学样“跟进”。专稿部负责人时来电话，给我鼓励。1984年底，我赴总社参加工作会议期间，还当面请教，受益匪浅，为我此后坚持专稿写作打下基础。上述时期，除了总社和相关部门领导之外，我的多位老同事，也给我莫大支持和鼓励，他们是我的益友，更是良师。我永远感谢他们。挂一漏万，在此不一一列举姓名了。

　　1984年底，各地方分社换班。总社委任我为上海分社采编主任。我毫无思想准备，心中茫然。刚卸任的上海分社社长姚凡对我关心又支持。他“面授机宜”道：不要脱离采编第一线。一来采编业务是我的“强项”；二来只有身在“第一线”才能指挥和组织分社的采编活动。后来，我一直按照他提示的原则去做。虽然辛苦，于我个人、于分社都足见成果，毋庸多言。

　　在中新社40年一路跋涉之中，得到多位领导、资深同事们的培养、帮助，十分难得；唯有满怀感激，永远念叨：“师恩难忘”！

　　(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