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

　　宁吉喆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完善分配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这为我们指明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迈向共同富裕的目标任务、改革举措和政策取向。

　　从完善分配制度上促进共同富裕

　　(一)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第一，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马克思主义以实现人类解放、促进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为己任，期盼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期盼没有工农、城乡、脑体差别的社会，预见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第二，共同富裕是自古以来我国人民的一个基本理想。早在2000多年前，先贤即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后来的思想家又多次对大同社会提出设想，反映了中华民族对一个繁荣、富裕、公正、平等社会的美好理想。第三，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的体现。民之所望，政之所向。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反映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第四，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和共同富裕的概念。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

　　(二)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一项长期任务又是一项现实任务。第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党领导人民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14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万美元，标志着我国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跃上新台阶，为推进共同富裕打下了坚实基础。第二，我国已经到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社会结构加快调整变化，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对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出了新的要求。第三，实现共同富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目标。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伴随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过程，必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长远规划，深入研究不同阶段的现代化和共同富裕目标，分阶段循序渐进。

　　(三)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必须完善分配制度。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要在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的基础上，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第一，完善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生产决定分配，分配反作用于生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配制度，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提高。1979—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2%，其中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速快于城镇居民0.6个百分点。但分配领域不平衡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只有完善分配制度，才能进一步调动广大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更好发挥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作用、持续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构建合理分配格局。第二，完善分配制度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内容。分配制度具有基础性和能动性。完善分配制度，有利于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及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同时，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又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分配对生产、流通、消费和投资的促进作用，从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筑牢基础。第三，完善分配制度是发挥多层次分配协调配套制度作用的重要举措。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初次分配是基础，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要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再分配是保障，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要完善政府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的机制；第三次分配是补充，是促进共同富裕的辅助方式，要建立社会自愿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机制。三个层次分配的机制相互协调、相互配套，依法依规运行，有利于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爱社会相结合，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发挥好初次分配的基础性作用

　　(一)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人民的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要把推动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厚植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第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促进机会公平，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提高全社会就业创业和创新创造能力，鼓励勤劳致富。第二，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要坚持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对易返贫人口加强监测、及早干预，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和新的致贫。开拓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等增收渠道，使更多农民勤劳致富。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保障农民基本生活条件。完善新型城镇化战略，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第三，健全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增强欠发达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建设好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第四，强化行业发展的协调性。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平均利润率规律发挥作用。要发挥企业促进协调发展的能动性，鼓励、支持和引导企业与金融机构增加环境、社会、治理(ESG)投资。

　　(二)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比重。目前，我国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约为60%，劳动者报酬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约为50%，有待提高。要坚持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构建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第一，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要通过扩大就业和提高就业质量增加劳动者收入，拓展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知识和技能密集型企业就业空间，稳定新就业形态、灵活就业人员就业增收，帮助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增收。第二，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坚持多劳多得，着重增加劳动所得。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完善农民工欠薪治理长效机制。健全国有企业市场化薪酬分配机制和科技创新薪酬分配激励机制，改革完善体现岗位绩效和分级分类管理的事业单位薪酬制度，落实并完善公务员工资正常调整机制。完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机制，健全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

　　(三)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目前，我国中等收入家庭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30%多，提升空间较大。要增加低收入者收入，着力提高中等收入家庭人口比重。第一，高校毕业生是有望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方面。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做到学有专长、学有所用。第二，技术工人应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提高技术工人工资待遇，吸引更多劳动者加入技术工人队伍。第三，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从业者是创业致富的重要群体。要完善营商环境，促进稳定经营增收。第四，进城农民工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来源。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住房、医疗、教育、社保等问题。要合理提高基层公务员和基层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待遇。

　　(四)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实行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知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有利于提高效率效益、推动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要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拓展和创新收入分配方式。第一，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要从农村土地、金融资产入手，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和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众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有序推动农村宅基地出租、流转、抵押，探索实现已入市农村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地同权，探索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向当地低收入困难群体倾斜。推动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丰富居民可投资金融产品，完善上市公司分红激励机制。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支持居民合理拥有住房资产。第二，增加技术、管理和知识要素收入。要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用足用好股权、期权等工具激励科研人员等核心人才。完善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政策，健全科研人员职务发明成果权益分享机制。第三，构建数据要素收益分配机制。要积极培育数据市场并健全数据价值实现机制，科学界定数据要素权属，探索建立合理分配数据要素收益的方法制度，促进数字红利共享。

　　加大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

　　(一)完善税收调节机制。税收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也是收入分配的调节利器。第一，优化税制结构。要健全地方税、直接税体系，提高直接税比重，增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第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要健全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完善专项附加扣除范围和标准，优化个人所得税税率结构。第三，完善消费、财产等方面税收。要加大消费环节税收调节力度，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探索建立与数字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第四，完善税收征管。要深化税收征管制度改革，健全自然人税费服务与监管体系，提升税收监管能力。

　　(二)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能力，逐步实现人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第一，完善低收入人口保障服务。要逐步健全生活救助和专项救助制度，加快缩小社会救助城乡标准差异，逐步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完善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第二，促进教育公平。要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有效减轻困难家庭教育负担。第三，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要逐步缩小职工与居民、城市与农村筹资和保障待遇差距，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水平，加快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区域均衡布局。第四，完善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要坚持租购并举、因城施策，完善长租房政策，扩大保障性租赁房供给，重点解决好新市民住房问题。第五，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加强促进共同富裕舆论引导，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三)加大转移支付。这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工具。2022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近9.8万亿元，比2021年增加约1.5万亿元，作用明显。第一，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要继续增加财政转移支付，缩小区域人均财政支出差距，逐步实现主要按常住人口进行均衡性转移支付，增强基层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加大对口支援和帮扶工作力度。第二，优化转移支付结构。要明确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稳定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比重，提高均衡性转移支付在一般性转移支付中的比重。第三，强化转移支付管理。要提高转移支付项目实施的精准性，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率，促进转移支付制度化、规范化。

　　(四)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这是消除分配不公、防止两极分化的重要措施。第一，保护合法收入。要保护劳动和要素收入，保护居民财产，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并调动企业家积极性。第二，调节过高收入。要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规范资本性所得管理，规范财富积累机制，通过个人所得税、消费税、财产税等加强对高收入的调节。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治理分配乱象，合理缩小行业收入分配差距。第三，取缔非法收入。坚决遏制权钱交易，坚决打击内幕交易、操纵股市、财务造假、偷税漏税等获取非法收入行为。

　　建立健全第三次分配机制

　　(一)支持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进入21世纪，我国社会公益事业迅速起步，捐赠财物较快增长，志愿者队伍不断扩大。但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总体上仍相对滞后，社会参与不足。要进一步调动社会各方面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的积极性，支持更多人财物投入社会公益领域。企业是我国慈善捐赠的主体，目前企业捐赠占款物捐赠总量的60%以上。要鼓励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生态治理、民生建设、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持续增加慈善捐赠。社会组织参与第三次分配具有较好条件。要积极有序发展慈善组织，动员更多社会组织从自身实际出发参与慈善捐赠。个人是参与第三次分配的源头活水。目前我国个人捐赠占捐赠总量比重不到30%，需要提高。要增强个人公益慈善意识，采取财物捐赠、志愿服务、互助互济等多种方式参与公益慈善活动。

　　(二)探索公益慈善活动有效实现形式。第一，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慈善组织模式。要加强现代慈善组织制度建设，建立健全非营利法人制度，打造慈善捐赠主平台。完善志愿者注册、服务记录、激励嘉许、保险保障、基层组织等制度，搭建好志愿者服务平台。第二，探索各类新型捐赠模式。要探究金融助力第三次分配的方式，鼓励设立慈善信托。利用数字网络便捷泛在的优势，积极培育和规范发展互联网慈善。第三，拓展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领域。要加大扶贫济困、教育、医疗卫生、助残助老、减灾救灾等方面慈善投入，拓展生态环保、文艺、科技等领域慈善活动，支持慈善力量更加及时充分参与重大突发事件救援。

　　(三)完善公益慈善事业政策法规体系和社会文化环境。第一，落实公益慈善税收优惠政策。对非营利组织从事公益性或非营利性活动，予以免税。对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扣除企业所得税。对个人将其所得用于教育、扶贫、济困等公益慈善事业的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人申报应纳所得税额30%的部分，可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对符合条件的公益慈善事业捐赠，实行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全额税前扣除。建立健全慈善褒奖制度，让捐赠者获得光荣感和成就感。第二，加强慈善领域法治建设。要执行好慈善法、公益事业捐赠法、红十字会法、民法典以及社会团体登记、基金会等管理条例，推进相关立法修法工作。第三，健全慈善综合监管体系。要加强慈善组织专业化、规范化建设，建立健全慈善组织、志愿者、捐赠方和政府部门协调联动机制，加强政府部门对慈善行业的监督管理。第四，创造有利于公益慈善事业发展的社会环境。要弘扬中华民族乐善好施、守望相助的传统文化，提倡向上向善、关爱社会，引导更多个人、社团和企业自愿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

当“地上的5G”遇上“天上的北斗” 这个万亿市场按下启动键******

　　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9月末，我国5G基站总数已达222万个，占全国移动基站总数的20.7%，占全球5G基站总数的60%以上。

　　最新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北斗》白皮书指出，中国的北斗系统已成为面向全球用户提供全天候、全天时、高精度定位、导航与授时服务的重要新型基础设施，北斗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卫星导航系统。

　　虽然最大的5G和一流的北斗，已经足够激动人心。但如果当“地上的5G”与“天上的北斗”握起手来，又将会展开一幅怎样的未来画卷呢？

　　“一个令产业兴奋、令百姓憧憬的万亿市场已经按下启动键。”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邓中亮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如是总结：天地一体、时空一体、通导一体的网络基础设施将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中国应该也有能力走在全球前列。

　　5G+北斗是“天生一对”，让两大“大国重器”强强联手

　　我国先后建成全球最大的4G网络和5G网络，和4G相比，5G应用场景会有很大差别，但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例如在重点应用方向之一的工业互联网领域，要建成智慧矿山、智慧矿井，要实现公路网、铁路网的全覆盖，都需要保证室内、高山、深谷等遮蔽和半遮蔽空间的信号覆盖，且信号不易被干扰。而在智慧交通、无人驾驶等场景，会要求通信网络在满足通信需求的同时，不仅拥有高精度时空感知能力，能通信，也要能定位。

　　从建设北斗到应用北斗，从中国的北斗到世界的北斗，从天上的北斗到身边的北斗……能够实现室内的精准定位是中国北斗在技术上超越GPS等其他卫星导航系统的重要优势之一，这个在“最后一米”上的技术突破意义重大，也将会带来应用场景和产业发展上诸多新的可能性。

　　在邓中亮看来，可以将“5G+北斗”作为抓手，推动通信与导航的深度融合，实现能通信就能高精度定位。二者的融合可以满足全覆盖、高精度需求，相互赋能，彼此增强。

　　“5G是地上的网，北斗是天上的网，5G解决数据高速传输和卫星遮蔽区域高精度定位问题，北斗解决高精度授时和开阔空间高精度定位问题，5G+北斗的融合不仅可以相互赋能，还能够带来海量的高精度、高时效的地理大数据。”邓中亮说。

　　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新闻发言人冉承其也曾用“天生一对”来形容5G和北斗。“5G对时间和位置提出更高要求，而卫星导航系统能够提供更高精度的位置和时间信息，因此，5G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具有天然融合性。”他说。

　　实际上，早在2006年，科技部就启动了“羲和”计划，旨在构建天地一体的时空定位系统。作为“羲和”计划室内导航系统的主要负责人和学术带头人，邓中亮和团队通过多年攻关，目前已经形成几百项自主知识产权和一系列关键技术。

　　据邓中亮介绍，“羲和”计划有两个重要目标，一是提高卫星定位的性能和精度，令其服务能力越来越强；二是实现通信信号从室外到室内的定位全覆盖，复杂环境下也能保持服务能力。

　　“北斗+5G融合发展是必然的，这两项‘大国重器’强强联手，将惠及国防军事、智慧城市、自然资源、通信网络、交通、电力等各行各业，带来无限可能。”邓中亮说。

　　当地上的通信网络与天上的卫星网络实现“通导一体”，通俗地说，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有信号，告别“不在服务区”；还要能随时随地实现精准定位导航，哪怕是高山大海，哪怕车库深井，都能实现精准到米甚至亚米级别的导航。

　　通信与导航深度融合，“没那么简单”

　　基于“5G+北斗”的通信技术与精准时空技术的融合及应用，将是这些领域基础设施信息化、智能化升级改造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设施。

　　当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要求，那就是要通过自主创新，不被人“卡脖子”，发展和建设好一个中国自主可控的、全空域、全时域、全频域、高精度、高可靠、高可用的时空体系。

　　邓中亮认为，北斗+5G融合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北斗可支撑5G网络安全高效运行。比如为5G提供高精度授时与同步、百万基站管理等服务，为5G网络应用提供精准的定位导航应用，开拓基于高精度时空基准的通信业务等。

　　二是5G可增强北斗导航服务能力。比如5G自身可实现优亚米级的定位能力，这意味着可与北斗形成信号覆盖互补，从而实现从室外到室内、从地面到地下无缝隙衔接与定位，支撑全空域全时域定位导航服务。而5G网络本身又可成为支撑位置服务业务的通信通道。

　　三是北斗+5G深度融合，将形成泛在、无缝、高精度、高可信的PNT（即Positing定位、Navigating导航、Timing授时）体系，横向无缝覆盖室内、纵向拓展到水下及深空，且能在复杂环境下提供高精度、连续稳定的时空信息服务，进而服务智慧城市、无人系统、万物互联等多个场景。

　　理论逻辑虽然很好理解，但真正实现通导融合却“没那么简单”，需要解决一系列技术难题。“比如，5G和北斗是不同的信号，每个信号都会有‘噪声’，要想实现和睦相处，既能各干各的事，还可以相互增强，并不容易。”邓中亮说。

　　邓中亮教授带领团队研制的“羲和”系统，提出了TC-OFFEND定位与通信融合的新型信号体制。依靠这种技术，有效节约了室内定位成本，把移动通信网变成了一张既能通信的网，又能高精度定位的网。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套系统并不需要新增大量的成本投资，比如通过“隐嵌信噪”技术解决不同的信号“噪声”问题，只需要一块小小的芯片就可以实现，新增的投入成本极低。

　　《中国经济周刊》首席摄影肖翊|摄

　　从技术到产业，万亿级市场按下启动键

　　当然，看到通导融合这一发展趋势的不只是中国。美国也很早就将发展定位导航授时一体的PNT体系上升至国家战略的地位，以弥补原有GPS系统的问题和不足。但除了技术上较量，通导融合“哪家强”，最终还是要在应用上见真章。

　　“我国建成覆盖4G网络，投资规模超过6000亿元，5G网络的投资规模更是超过了1.2万亿元，但也只能覆盖我国的人口密集区域。而北斗卫星实现全球覆盖投资规模约为600多亿元。我国的5G网络建设投资巨大，也需要在更多的应用场景下寻找更多的商业模式，从而让其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创造更大的价值。”邓中亮介绍说。

　　但在邓中亮看来，实验室里的技术创新突破只是第一步，要想让“5G+北斗”产生更大的经济社会价值，需要社会各方面的通力合作，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和产业化进程，共同挖掘。

　　《新时代的中国北斗》白皮书也指出，截至2021年，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总体产业规模达到约4700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20%。中国北斗广泛应用于经济社会发展各行业各领域，进入交通、能源、农业、通信、气象、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应急减灾等重点行业。中国北斗与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深度融合，催生“北斗+”和“+北斗”新业态，支撑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和提质增效。

　　而多家第三方机构预测，按照目前北斗系统的产值增加速度，预计2025年其产业规模有望达到万亿元。来自高德地图的数据也显示，截至2022年11月，高德地图调用北斗卫星日定位量已超过2100亿次，且在定位时北斗的调用率已超越了GPS等其他卫星导航系统。

　　邓中亮表示，实际上，智慧物流、智慧医疗、智慧城市、智慧交通、工业互联网、智慧农业……北斗已经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以重点和焦点所在的工业互联网领域为例，这本身就是一个万亿级别的大市场，特别希望有更多有志之士将北斗和5G与人工智能、新兴技术等融合，发展出更多新兴产业，创造更多新的商业模式，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增长点。

　　已经有先行者尝到了甜头。以全国北斗卫星导航应用三大示范区域之一的湖南长沙为例。据长沙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彭涛在“2022北斗规模应用高峰论坛”上透露，在长沙，北斗技术已成功应用到智能驾驶、驾考驾培、桥梁监测、野生动物追踪、水路安全、防灾减灾、司法、邮政运输、工程机械、公共安全等诸多领域。

　　长沙正在加快推动“北斗+5G”在智能网联汽车领域应用示范，通过5G网络融合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技术，长沙的电动智能网联汽车能够对车辆进行高精度厘米级定位，为自动驾驶进行定位护航。目前，这套系统已在全国400多个城市上千个驾考场地中投入使用。驾考中，车辆是否压线、靠边停车是否在规定范围内，都能轻松判定。

　　“力争到2025年，长沙市北斗及相关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其中北斗核心产业规模突破200亿元，创建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力争创建先进制造业集群。”彭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