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耕齐鲁人文沃土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深耕齐鲁人文沃土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访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玉刚
党的二十大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战略部署,作为文化大省的山东,如何发挥齐鲁文化资源优势,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作出贡献?近日,山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玉刚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这彰显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坚定的文化自信、强烈的文化担当。”白玉刚说,山东是文化大省,有着“人文沃土可以深度耕作”的比较优势,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扛牢使命责任,深耕人文沃土,大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加快建设新时代文化山东、美德山东、信用山东,以“走在前”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山东时,发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做好文化‘两创’工作,山东肩负重大责任。党的二十大把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的重要内容,强调‘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体现了新的更高要求。”白玉刚表示,我们要立足新时代新征程,紧紧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谋划文化“两创”,紧紧围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推进文化“两创”,紧紧围绕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落实文化“两创”,更好地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鲜明特征。”在谈到“两个结合”时,白玉刚认为: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让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既扎根中国实践的沃土,又贯通中华文明的根脉,更具中国特色,更加根深叶茂,更富生机活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是文化“两创”的范本和教材,我们要深学细悟,从中强自信、明方向、学方法,更加自觉主动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推动文化“两创”不断走新走深走实。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方针原则和实践路径,从五个方面作出一系列新部署新要求。”在谈到党的二十大关于文化战略新部署时,白玉刚说了“五个聚焦”:聚焦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鲜明提出“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性质和战略定位;聚焦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聚焦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要求“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聚焦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聚焦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强调“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白玉刚认为,这五个方面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既有顶层设计、又有落实抓手,既部署“过河”的任务、又指导“桥”和“船”的方法。
结合山东实际,白玉刚说,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山东历史文化底蕴深厚,革命文化波澜壮阔,民俗文化丰富多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精彩纷呈,齐鲁文脉的赓续与中华文脉的形成发展始终紧密相连、同向前行。
“山东是人文沃土,历史文脉源远流长、学术思想根深叶茂、圣贤名哲人才辈出、古籍典藏丰富厚重、遗存遗址广泛众多、红色文化资源富集、民俗文化丰富多彩、文化标识鲜明突出、道德积淀引领新风、海外人文覆盖广泛。”说起齐鲁文化资源的比较优势,白玉刚如数家珍,“可以说,山东具备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的基础、优势和条件。”
从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到引领新风的美德传承,白玉刚分析说,山东人骨子里刻着厚道、诚信、好客等传统美德基因,广为传颂的道德典故众多。革命年代,孕育诞生了“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等不同时期,各行各业都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比如王杰、孔繁森、朱彦夫、王伯祥、张瑞敏、许振超、王传喜等等,成为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引领社会文明风尚的示范力量。
脚踏这方人文沃土,如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谱写文化山东的新篇章?白玉刚表示,这是一个必须回答好的重大时代课题,近几年来,我们聚焦打造文化“两创”新标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阐释、交流互鉴、空间展示、涵育时代新人、赋能文化发展、全方位传播、人才引育等七个方面聚力突破,推动文化“两创”全面起势、取得积极成果。
白玉刚说,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的新部署新要求,山东要深耕人文沃土,加强系统性谋划、一盘棋布局和整体性推进,以重点工作突破带动文化“两创”提质增效。一是以挖掘呈现“山东文脉”为抓手推进文化“两创”,加强考古挖掘研究和文物保护利用、古籍整理编纂、文化记忆记录、文艺精品创作等,组织编纂《齐鲁文库》,更深入推进学术研究和转化应用。二是以建设中华文化体验廊道为抓手推进文化“两创”,深化细化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以快进慢游、活态展示为特色,打造沿黄河、沿大运河、沿齐长城、沿黄渤海四大文化体验廊道和沿胶济铁路文化体验线,构建国家文化公园引领、文化交通线贯穿、文化体验廊道示范、文化片区支撑、全域文化“两创”和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三是以融入日常生活为抓手推进文化“两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互融通,倡树“自律助人、孝老爱亲、诚信利他、节俭绿色、共建共享”的美德健康新生活,实施学校、家庭、社会、网络、心理等全环境立德树人,加强以诚信文化为基础的美德山东和信用山东建设,提升“厚道齐鲁地、美德山东人”形象。四是以实施重点产业项目为抓手推进文化“两创”,一手抓“山东手造”,突出时尚化、生活化,加快培育产业集群,让传统手艺在手造中更好弘扬;一手抓“山东智造”,办好数字文化应用产品交易大会,培育壮大网络视听产业、沉浸式光影秀等行业“蓝海”,力争形成更完备的产业链条。五是以论坛研讨和人文综合展示为抓手推进文化“两创”,做强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举办泰山论坛、黄河文化论坛、大运河文化论坛、海洋文化论坛、红色文化论坛等,以论坛促研究、促交流、促展示、促中华文化“走出去”。六是以人才引育为抓手推进文化“两创”,建立“顶层立事、以事找人、人随事走、事成人就”人才工作机制,为文化繁荣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白玉刚表示,文化“两创”是系统工程,山东将统筹协调各方力量,一年一年抓下去,一件事一件事做下去,争取每年有标志性成果,不断累积成势,更好为铸就新时代文化辉煌贡献山东力量。
(本报记者 赵秋丽 李志臣 冯帆)
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2)******
到了隋朝,得益于政治上再度实现南北统一,广泛的全国市场也重新出现。汉末长久以来的政治动荡与分裂使得铸币五花八门、轻重不一,也需要一种新的货币规范。隋文帝开皇初年,采用相对来说比较合乎标准的五铢钱,大约每千枚重四斤二两,但整体市场上的钱币很杂乱,民间仍有私铸的现象。开皇三年(583),要求各个贸易关口严格查钱,合乎标准的钱才能入关,而不符合标准的钱要没收改铸,一些旧钱如常平五铢(北齐)、五行大布(北周)、永通万国(北周)等钱,两年内禁止流通。于是,开皇五年(585)以后,逐渐形成了以隋五铢为主的货币。
五铢钱的大小、轻重适中,采用与文字一样高低的外郭,从而保护钱文,使之不容易磨损。至此以后,古代钱币的基本重量固定下来,即便是在唐废五铢钱以后,新钱的大小轻重仍然以五铢钱为标准,被称为是“中国历史上用得最久、最成功的钱币”,今天新疆一带乃至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也有五铢钱出土。
唐宋货币,其生命超越创造它的王朝
货币在唐代产生了重大变革,首先体现在货币的名称上。唐以前的货币,以五铢钱为典型,差不多都是以重量为名称,从这个意义上看,钱币依然是一定重量的“铜块”,而唐朝开始,钱币改称“宝”,如通宝、元宝,并冠以当时的年号。在钱币学家看来,这说明货币更加具有社会意义,钱币成为支配人类社会的“宝物”。
如前文所述,钱上铸年号,两晋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唐代最开始铸造的钱币也并不是年号钱。唐高祖统治初期,仍用隋之五铢钱和其他古钱币。武德四年(621)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累,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旧唐书·食货志》)从此,铜钱不再以重量来铸名,而是改称“通宝”流通。通宝即“通行宝货”,唐人有“钱者通宝,有国之权”的说法。同时,开元通宝将五铢钱时代的二十四铢进一两改为十钱进一两,是度量单位上的大变革。
值得一提的是,武德年间铸造的这批钱币究竟叫“开元通宝”还是“开通元宝”,争议持续了上千年。《旧唐书·食货志》里说:“其词先上后下,次右左读之(即直读,开元通宝)。自上及右回环读之(即旋读,开通元宝),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史书讨巧地认为,两种读法都是有道理的,便将这一问题的最终答案抛给了后来者。当今主流观点认为,虽然唐宋期间的不少文献都有“开通元宝”的说法,然而,两晋南北朝以降,钱文的读法为直读,唐初的货币也应尊重这一传统,也就是读作“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一般也被称为开元钱。这里的“开元”比唐玄宗的“开元盛世”早了一百年,因此并不是年号钱。它的含义,从字面意义上讲,似乎就是想要开创一个新纪元,将从前旧的、不够完美的痕迹抛弃,寄寓着美好的政治想象。也由此,后世还有仿铸“开元通宝”的现象。
清代民间铸造的“开元通宝”。来源/王钊《开元通宝的产生及意义》
唐乾封元年(666)所铸造的“乾封泉宝”才是正式的年号钱,然而没有行用一年就作废了。此后,唐代还铸造过许多年号钱,如乾元重宝、大历元宝等。毫无疑问,唐钱中最为重要的当属开元钱,它是唐代三百年间最主要的钱币,唐以后还流通了上千年,且其轻重、大小成为后来制钱的楷模。宋时有诗人叹道:“半轮残月掩尘埃,依稀犹有开元字。”甚至到了清朝,较为偏僻的两广地区市场上仍然流行着开元钱。
开元钱对周边国家也有深刻的影响,东至今朝鲜、日本,西至今阿富汗境内,都有开元通宝的仿铸和使用。以开元钱为核心,形成了一个货币文化体系,维系着整个东亚、东南亚的货币制度稳定与区域经济发展。
史家常以汉唐并举,其发行的铸币同样也是如此。五铢钱自汉武帝元狩五年起,在汉朝三百多年没有什么变动;而唐代武德四年(621)起用开元通宝钱,两三百年间也没有什么变动。吕祖谦说:“自汉至隋,惟五铢之法不可易;自唐至五代,惟开通之法不可易。”(这里使用了“开通元宝”的读法)足见五铢钱、开元钱深刻的影响。
到了宋代,货币文化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宋代铸币书法布局优美,每个皇帝统治时期几乎都有新的铸币,甚至每隔几年就会出一种新钱。
从货币经济价值上看,这种多变的铸币看似并不利于交易的稳定,实则不然。不同种类的宋钱,变的是上面的年号,而钱的大小轻重几乎不怎么变化,年号可以看做钱币的年份版次,不同版本的钱币并不阻碍其流通。
宋代的货币文化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越南在北宋时期开始铸造与中国钱相似的货币,朝鲜的铸币也自北宋始。在高丽、日本、交趾三国,宋钱都是主要流通货币。从唐朝至明末,流入日本的中国铜钱在日本作为主币使用。彭信威先生将镰仓幕府时期的日本称为“宋钱区”。
唐宋钱币在明清依然得到一定流通。明代铸币规模较小,明代流通的铜钱中,明钱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是唐宋钱,就连私铸,往往也是铸唐宋钱。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说,在福建漳浦县,嘉靖三年四年用元丰钱,七年八年用元祐钱,九年十年用天圣钱,万历三年又用熙宁钱。《日知录》中也提到“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见多汴宋年号…………间有一二唐钱。”这些宋钱,质精且多,被称为“好钱”,甚至有不少是从地下掘出来的,导致本朝发行的新钱“废不用”。(《五杂俎》)看上去,明人对各式各样的宋钱都充满了偏爱,什么都用,就是不太爱用自己本朝发行的钱币,这也是颇为奇特的现象。
货币与政权的命运
新朝历战乱而建立,往往经济凋敝、百废待兴,市场上铸币芜杂,轻重不一,导致交易中诈伪横行。因此,便有了规范货币使用的要求。前朝的货币命运如何,一定程度上也要取决于新铸币的质量好坏,能否真正替代旧钱。历代也有过以官方发行的新铸币兑换民间缺斤少两的“恶钱”、兑换民间流通的古钱币,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新旧钱币实现平滑地过渡,而旧钱依然在市场上继续流通。
铜铸币之外,中国历史上一度通行过纸币。元代极力推行纸币“宝钞”,限制金属货币的流通,但是在维持纸币币值稳定的方面,是非常失败的。元末通货膨胀、物价高涨,人民生活困难,而元朝政府也无力处理趋于崩溃的经济体系,进一步滥发钞票,只是雪上加霜。列宁的名言“毁灭一个社会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毁灭其货币”足证这段历史,在无法遏制的纸钞持续走低与国内日趋紧张的局势之中,元朝走向灭亡。元代的宝钞,也随着政权的灭亡而消泯了。
元至元通行宝钞。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明朝初年,也仿照元朝的做法,用钞不用钱,后来才加以变通。直至纸币价格不受控制,才最终以银钱支付。明正统以后,宝钞并不通行,“钞”用以表示货币却已经深入人心,明末仍以“钞”表示货币,如“银钞”或“钞银”,实际上指的是银、钱,而不再专指纸币。
清军刚入关时,允许明钱流通:“初户部以新铸钱足用,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清史稿·食货志》)我们今天看到的崇祯通宝,其背面印有满文的“宝泉”,或有汉文的“清忠”,两个对立政权的象征全然出现在同一枚货币之上,或许与此有关。
随着清人建立起全国范围内的稳定统治,前朝的货币便随着朝廷的禁令成为历史。《清史稿·食货志》中说:“馀准废铜输官,偿以直,并禁私铸及小钱、伪钱,更申旧钱禁。嗣以输官久不尽,通令天下,限三月期毕输,逾限行使,罪之。”就是在说,清朝在稳定之后,要求回收铜钱到官府,并且严禁私铸、严禁旧钱。
然而,长久以来市面上通行的古钱很多,一朝禁止势必导致经济动荡。康熙二十四年(1685),学士徐乾学上疏,认为只要便于百姓生活,古钱、今钱可以共同使用,而且这是自古便有的事情,“自汉五铢以来,未尝废古而专用今”。而且,在钱法混乱、经济动荡的时候,能够“资古钱以澄汰”,所以古钱得以易代流通。康熙帝认同他的说法,“尽宽旧钱废钱之禁”。乾隆二十二年(1757),两广总督李侍尧请禁旧钱伪钱,清廷则重点查收吴三桂留下的“利用”“洪化”“昭武”等伪钱,仍允许旧钱的流通。(《清史稿·食货志》)
清廷虽然严申钱币之禁,但其重点打击对象,其实是民间私铸和一些抗清势力铸造的伪钱。当然,这并不是说清廷支持古钱的流通,清代有组织地回收旧钱并折价兑换为本朝铸币。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愈发密切,货币种类日益繁多,铸币方面既包括传统的白银、铜钱等,也有外国流入的洋钱。晚清引入了新的铸币技术,铸造新的“铜元”,但只通行于部分省份。
广东省造每百枚换一圆光绪元宝铜币。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